杜洛瓦抢步迎了上去，为了使自己显得热情一些，因此在接过对方伸来的手时，使劲地握着。一直到坐了下来，却又无话可说了。
德·马莱尔先生这时一面往壁炉里添木柴，一面问道：
“您在报馆里已经做了很久了吗？”
杜洛瓦答道：
“没有，才刚刚几个月。”
“这样说，您做得还行！”
“是的，还可以。”
然后，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谈了起来，对自己所说的话并未思考太多，无非是一些初次相见者在类似场合常说的客套话。他的心安定了下来，开始觉得眼前的场面格外有趣。看着德·马莱尔先生严肃而又可敬的面庞，他实在想笑，心下想道：“老兄，您还不明白哩，我让您戴了顶绿帽子。”内心深处不由得像顺利得手而又未被怀疑的窃贼一样，怀着邪恶的满足，为自己能瞒天过海而洋洋自得。他忽然豪兴勃发，很想同德·马莱尔交个朋友，取得他的信任，使其对他推心置腹，向他吐露其在人生道路上不便与外人言的酸甜苦辣，都向他吐露。
德·马莱尔夫人这时突然走了进来，她带着含羞的笑意扫了他们一眼，然后走过去同杜洛瓦打招呼。因为她丈夫在场，杜洛瓦没敢像平常那样吻她的手。
她安详的神色，好像对一切都已习以为常。况且在这秉性狡黠的女人看来，他们这场会面本来就属正常之举，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小姑娘洛琳娜这时也走了进来，比平时更乖觉地走到杜洛瓦面前，把前额伸过去让他亲了亲。因为父亲也在房内，她显得有点拘束。她母亲向她问道：
“今天是怎么的啦，为什么没叫他‘漂亮朋友’？”
立刻女孩小脸通红，好像她母亲不管不顾，说了件不该说的事，把她不该有的内心隐秘泄露了出来。
不一会弗雷斯蒂埃夫妇也到了。大家一见查理，不由大吃一惊。才过一星期，他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得吓人，而且咳个不停。他说，按照医生嘱咐，他们夫妇俩下周四将要去戛纳住些时候。
没到散席，他们便告辞离去了。杜洛瓦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他的情况有点不妙。这样子，不会再拖多少时候了。”
德·马莱尔夫人也慢慢地说道：
“是呀，一切完了。但他总算有幸，娶了这样一个妻子。”
杜洛瓦问道：
“您意思是说，他妻子帮了他很多忙？”
“是的，他妻子真是样样都懂，什么都清楚。表面上，她深居简出，谁也不见；事实上，什么人都认识。她要想做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没有办不到的。啊，她不仅心细、能干，而且主意来得快，没有任何女人能超得过她。对一个想飞黄腾达的男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女人。”
杜洛瓦又说道：
“她自然很快还会结婚的，对不对？”
德·马莱尔夫人答道：“当然。如果她心中已经有了人，我一点儿不会感到奇怪。很可能是……一位议员……除非这位议员不愿意……因为……因为……在伦理方面……大概会有很大麻烦……就是这些。到底怎样，我也不太清楚。”
早已听得不耐烦的德·马莱尔先生，这时抱怨道：
“你总爱津津乐道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我不喜欢这样。别人家的事，咱们也不要这样。我们能把自家的事搞好，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一条谁都该遵守的规则。”杜洛瓦很快告辞出来，心里乱糟糟的，脑海中忽然产生了许多模模糊糊的想法。
第二天，他去看了弗雷斯蒂埃夫妇，他们正在整理装束。查理躺在长沙发上，已经是一副气弱声嘶的样子。但仍不停地说道：
“这次去南方养病，原本是一个月之前就该出发的。”接着，他又就报馆里的事，向杜洛瓦说了几句，事实上这一切都已和瓦尔特先生安排妥当。
杜洛瓦向他们告辞时，用力握了握他这位旧友的手：
“好了，我走了，老兄。愿你很快病体康复，重返巴黎。”
在弗雷斯蒂埃夫人送他走向门边时，杜洛瓦非常感激对她说道：
“我们上次的谈话您还记得吗？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合作者，不是吗？所以，如果需要我，不论什么事，请切勿见外。到时只须拍个电报或写封信来，我就会照办。”
“谢谢，我不会忘记的。”弗雷斯蒂埃夫人低声说道。与此同时，为表示她的谢意，她向杜洛瓦深深看了一眼，目光中饱含深深的柔情。
杜洛瓦下楼的时候，和正慢慢往上走来的德·沃德雷克伯爵不期而遇。这位伯爵先生，杜洛瓦上次曾在这里见过一面。今天，他似乎愁容满面，或许为的是女主人即将到来的远行吧？
为显出自己的绅士风度，身为记者的杜洛瓦连忙向他施礼。
尽管对方十分客气地还了礼，但态度仍有点傲慢。
星期四晚上弗雷斯蒂埃夫妇离开了巴黎。
七
查理走后，《法兰西生活报》编辑部的担子也就更多地落在杜洛瓦的肩上。现在社会新闻栏由他负责，而且常要撰写一些重要文章。文章发表之前，总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老板要求每人必须对自己的文章负责。这期间，尽管他同外界有过几次争论，可是都被他巧妙地应付过去了。由于他同政治家的接触日趋频繁，他也慢慢成为洞察力敏锐、办事灵活的政治编辑。
可是杜洛瓦在其前进道路上，仍有一块心病。这就是一个名叫《笔杆报》的小报有意同他作对，天天对他口诛笔伐，矛头直指他这个《法兰西生活报》社会新闻栏负责人。用小报一位匿名编辑的话说，他们要打的，就是他这种天天同瓦尔特先生制造骇人听闻消息的祸首。因此每天都有一些阴险恶毒的言论，或尖酸刻薄的讽刺，或含沙射影的攻击，林林种种，不一而足，对杜洛瓦大加讨伐。
有一天，雅克·里瓦尔对杜洛瓦说道：
“你也沉得住气。”
杜洛瓦无力地答道：
“有什么办法？他又没有指名道姓攻击我。”
但一天下午，当杜洛瓦走进他那间办公室时，布瓦勒纳递给他一份当天的《笔杆报》，说道：
“看，又有一篇文章骂你。”
“是吗？关于哪方面的！”
“哪方面都不是，是一个名叫奥贝尔的女人被风化警察逮捕的报道。”
杜洛瓦一把接过报纸，看到这篇题为《杜洛瓦玩世不恭》的文章写道：
《法兰西生活报》闻名四方的杜洛瓦先生今日宣称，臭名昭著的风化警察逮捕奥贝尔女士一事——有关详情，本报已在前几天作了报道——纯属子虚乌有，现实生活中并无此人。但实际情况是，此人就住在蒙马特区埃居勒伊大街十八号。警察局对瓦尔特银行的经营活动，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该行雇员为什么也如此卖力地庇护警察局，其中道理不言自明，我们对这自然非常清楚。至于本文提到的杜洛瓦先生，这位外勤记者的所有报道皆是以“瓦尔特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如头天说某某人命归黄泉，第二天便遭辟谣；或是煞有介事地宣称，某某地方战事如何激烈，其实当地战场却是一片平静；再或是郑重其事地抛出某某国王的重要谈话，实际上这位国王却是什么也没有讲。因此，他不妨还是报道这些耸人听闻、只有他洞悉内情的消息为妙，至于报道一些晚会上传出的交际花风流韵事，或宣传一下能给我们这些同行中某些人带来巨大收益的某类产品性能如何优良，也未尝不可。
读完此文，杜洛瓦气得呆住了，不过心里却很清楚，文中有些话对他极为不利。
愣在一旁的布瓦勒纳这时问道：
“是谁向你提供的这条线索？”
杜洛瓦竭力回忆，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突然想到了：
“哦！想起来了，是圣波坦提供的。”
他把《笔杆报》的文章又读了一遍，由于被指控被收买，而勃然大怒道：
“什么？竟然诬蔑我收了钱财，才……”
布瓦勒纳赶快打断了他：
“是呀，这件事是够你麻烦的。老板对这类事情都非常重视。这种事在地方新闻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这时，圣波坦走了进来。杜洛瓦立即迎了上去：“《笔杆报》今天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我刚从奥贝尔家中来。确实有这个女人，但她没有被逮捕，有关报道毫无根据。”
杜洛瓦急忙去见老板。老板脸色阴沉，目光中带有怀疑的神色。听完这件事经过，他对杜洛瓦说道：
“你立刻去一趟这个女人家，不仅要对有关事实予以澄清，而且要使人家不要再抓着你不放，以后行事，尤应谨慎小心。发生这种事，无论对报馆还是对你我，都很麻烦。一家报馆，应像恺撒的妻子一样，不应受到怀疑。”
杜洛瓦让圣波坦给他带路，一边跳上一辆出租马车，一边向车夫喊道：
“蒙马特区埃居勒伊大街十八号。”
车子停在一栋大楼前。他们爬上六楼。前来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粗羊毛上衣的老女人。见圣波坦出现在门边，她马上问道：
“您又有什么事要找我？”
圣波坦回道：
“这位先生是警官，他想了解一下关于您的那些事情。”
于是老女人把他们领进屋内，说道：
“两个人都走了，说他们是一家报馆的，我也不清楚是哪一家。”
说着，她转向杜洛瓦：
“这么说，先生您想了解一点情况吗？”
“是的，请说一说，风化警察是不是逮捕了您？”
老女人举起双臂，激动地说道：
“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啊，先生，这可是绝对没有的事。事情是这样经过的：附近一家卖肉的平时态度挺好，只是常常缺斤少两。我已屡次发现，但什么也没有说。那天，我女儿女婿要来，便去让他给我称两斤排骨。没有想到，他给我的尽是些碎骨头。虽然是碎骨头，倒还是排骨，但不是我要的那种。说真的，他给我的那些，只能做杂烩，而我要的是排骨，不是买剩下的碎骨头。因此我没有要，他张口骂我老耗子，我也就骂他老婆子。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双方也就大吵了起来，铺子前面围了一百多人，嘻嘻哈哈地看热闹。后来来了一名警察，要我们到局子里去把事情说清楚。可是我们去了，没多久便把我们赶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到别的铺子买肉，我连他们店门口都不走，免得又吵起来。”
见老女人停了下来，杜洛瓦就问道；
“就是这些吗？”
“是的，先生，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老女人回答道。
说道，她递给杜洛瓦一杯黑茶子酒，杜洛瓦没有喝。她要杜洛瓦在写报告时，不要忘了把肉铺老板缺斤少两的事写进去。
回到报馆后，杜洛瓦便写了一篇短文，批驳对方。
《笔杆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蹩脚文人，从身上拔下一根毛，洋洋洒洒，就其宣称遭我否定的一老妇人被风化警察逮捕一事，向我大兴问罪之师。这位名叫奥贝尔的老妇人，我已亲眼见到。她起码已有六十来岁。据她向我详细叙述，她那天是因买排骨而与肉铺老板发生了争吵，后去警察局对此情况作了一番详细说明。
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如此。
至于《笔杆报》这位先生的其他恶意中伤，恕我只能嗤之以鼻，就不一一驳斥了。而且对于这种不署名的攻击文章，也没有必要作答。
乔治·杜洛瓦
刚回来的雅克·里瓦尔和瓦尔特都觉得语气份量已够了。于是决定，这篇短文当天就发表，登在社会新闻栏后面。
杜洛瓦很早就回到住处，心中有点焦虑不安。对方将如何作答呢？这人会是谁呢？为什么对他进行如此粗暴的攻击呢？鉴于记者的脾气都相当暴躁，弄得不好，这件事会越闹越大，他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报纸拿来后，他将这篇短文又读了一遍，发觉到这印成文字的东西比刊印之前要更加咄咄逼人。他觉得，有些措词还可以写得缓和一些。
整个白天，他都心神不定，夜里仍然没有睡好。因此天一亮就起床，想买一份当天的《笔杆报》，上面该有对他的答复的反驳了。
天气忽然又冷了起来。大街上，凛冽的寒风刺骨。路边沟里的污水，边流边冻，结成两条长长的冰带。
报纸尚未送到报亭，杜洛瓦不禁想起他的处女作《非洲服役散记》发表时，他那天出来买报的情景。他的手脚这时已经冻僵，特别是手指尖，冻得生疼。他开始绕着镶有玻璃门的报亭跑了起来，借以御寒。报亭里，老板娘用一袭羊斗篷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正伏在脚炉旁取暖。从小窗口望进去，只能见到她那冻得通红的鼻子和脸颊。
送报人终于把期待中的一大捆报纸从窗户开口处递进去。随后，老板娘递给杜洛瓦一份打开的《笔杆报》。
杜洛瓦先匆匆扫了一眼，看报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他正要开口，突然发现在两个破折号之间，有这么一段文字：
《法兰西生活报》的杜洛瓦先生发表了一篇辟谣声明。声明试图纠正我们的报道，但采用的伎俩却是撒谎。因为他承认，的确有个女人叫奥贝尔，也确实有个警察把她带到了警察局。这样，如果在“警察”两字前面加上“风化”一词，也就同我们原先的报道完全相同了。
可见，有些记者的为人处世，和他们的才能一样糟糕。
随便说一句，我名叫路易·朗格勒蒙。
顿时，杜洛瓦的心怦怦直跳。他恍恍惚惚赶回家中洗漱，连做什么也不知道。对方污辱了他，而且言辞是这样狠毒，他已无任何犹豫可言。究竟为了什么呢？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一个老女人同肉铺老板吵了一架。
尽管还只是早上八点，他迅速穿上衣服，前往瓦尔特家。
瓦尔特已经起床，正在看《笔杆报》，见杜洛瓦进来，他神色严肃地问道：
“怎么样，你不会后退吧？”
杜洛瓦一声未语，这位报馆经理又嚷道：
“你赶快去找里瓦尔，由他出面来安排。”
杜洛瓦含含糊糊地嘀咕了两句，随后去找里瓦尔。这位专栏编辑还在蒙头大睡，听到铃声，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看罢那篇短文后说道：
“真混蛋，现在也只有这条路了。此外你看谁来当另一位证人哪？”
“我也不清楚。”
“布瓦勒纳如何？”
“可以，就是他。”
“你的剑术高明吧！”
“压根儿不行。”
“真糟糕，那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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