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他听见一阵的声音，就赶紧去张望，他看见了羊脂球穿着一件四周镶白色花边的蓝开司米长睡衣，样子显得格外肥胖，手里端着一个蜡台，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走去。离她不远的一扇门打开了一条缝。过了几分钟羊脂球回来时，高尼岱跟在她后面，上身只穿着衬衫。他们说话声音很低，后来停下不走了，羊脂球好像是在坚决阻止他进她的屋子。可惜鸟先生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不过到最后他们声音提高了，他总算听到了几句。高尼岱是一个劲儿地央求，他说：
“瞧，您多傻，对您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
她显然是生气了，回答：
“不行，我的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再说，在这儿，简直是件可耻的事。”
他大概是一点也不明白她的意思，还在问什么缘故。她于是大发雷霆，嗓音也提得更高了。
“什么缘故？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普鲁士人不就在这所房子里吗？也许就在隔壁屋子里呢。”
他不再说话了。敌人在身旁，这个妓女便不肯接受男人的温存，这种爱国主义的节操不能不在他心里唤醒了已经微弱的自尊心。他只抱住她吻了一下，便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鸟先生的欲火被煽了起来，离开了锁孔，在屋子中央手舞足蹈，戴上了他的棉布睡帽，掀起了盖着他妻子粗硬身躯的被子，把她吻醒，喃喃地说道：“亲爱的，你爱我吗？”
整所房子里于是声息全无了。但是很快，不知从哪儿，也说不清是从哪个方向，也许是从地窖里，也许是从阁楼里，传来一种有力的、单调的、有规则的鼾声，一种低沉的、拖长的声音，好像汽锅憋足蒸汽在抖动。这是弗朗维先生在酣睡。
本来决定的是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动身，所以一到时间大家都已聚在厨房里。可是只有那辆车子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篷布顶上盖着一层雪。马房里、草料房里、车房里都找过，哪儿也找不着车夫。于是所有的男子决定到镇上去搜寻这个人，他们一齐走了出去。他们来到了广场，广场的正面是一座教堂，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里面都有普鲁士兵。他们看见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再过去一点，又看见一个士兵在那里替理发店洗刷屋子。还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兵士正在亲一个哭着的小孩的脸蛋儿，他把孩子放在膝上摇来摇去地哄，想使他平息下来。那些胖胖农妇——男人们都参加了作战部队——正比着手势指挥那些听话的战胜者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像劈柴，在面包片上倒热汤，磨咖啡等等。有一个士兵甚至在替他的房主人洗衣眼，房主人是一个手脚不灵的老太婆子。
伯爵很是吃惊。恰好一个教堂职员正从神父住宅出来，他于是请教了他。这个虔诚的老信徒回答：“噢！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坏人，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得还要远些。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老婆孩子被他们丢在家乡；战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能肯定，那边也有妻子儿女在哭哭啼啼挂念男人，将来跟咱们这儿一样，也会穷得走投无路。目前，这儿还不算太糟糕，因为他们并不干坏事，看见没有？他们跟在他们家里一样干活做事。先生，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看着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会取得这样友好的谅解，高尼岱感到非常气愤，便转身走开，他宁愿回到旅馆里去一个人待着。鸟先生说了一句笑话：“他们正在补充人口。”卡雷·拉玛东先生也说了一句话，倒还严肃：“他们正在赔偿损失。”可是车夫还是找不着。最后才在镇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把他找到，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亲如弟兄似地坐在一张桌上。
伯爵很不客气地质问他：
“叫你八点钟套车，你不知道吗？”
“知道，只是在后来我又另外接到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让我不要套车。”
“给你下这道命令的是淮？”
“那还用问，是普鲁士军官。”
“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你们去问他吧，我也不清楚。他们不准我套车，因此我就不套车。事情就是这样。”
“是他亲自对你这样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向我下达的命令。”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正要去睡的时候。”
三个男子心里十分不安地回到旅馆。
他们去找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仆回答说弗朗维先生有气喘病，十点钟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地禁止人们提前把他叫醒，除非是发生火灾。
他们想见那个军官，那是怎么也办不到的。尽管他就住在旅馆里，他却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和他谈老百姓的事情，其余的人只好等着吧，妇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高尼岱在厨房里那座高大的，燃着一堆旺火的壁炉下面坐下来，他叫人搬来了一张小方桌，外带一瓶啤酒，然后叼着烟斗抽他的烟。他那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到敬重，倒好像它为高尼岱服务的同时也在为祖国服务。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积了一层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的厚厚的烟垢，不过烟斗香喷喷的、弯弯的、闪闪发亮，和主人的手已经混得很熟；有了这个烟斗在手，主人才显得神气十足。高尼岱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只眼一会儿盯住炉中的火苗，一会儿盯住杯中的酒沫。每喝一口，总要带着得意的神色伸出他那又瘦又长的手指头去掠一下油腻的头发，同时还舔一下胡髭上挂着的泡沫。
鸟先生借口活动活动腿脚，就跑到本地各家小酒店去推销他的葡萄酒。伯爵和棉纺厂主谈论起政治来，他们推测法兰西的前途。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奥尔良党人身上，另一个则指望出一个不知名的救世主，一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英雄，也许会出来一位杜·盖克兰、一位贞德吧？或者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呢？如果皇太子不是那么小，该有多么好！高尼岱听着他们说话，脸上带着一个洞悉天命的微笑。厨房里充满他的烟斗中散发出来的香气。
十点钟敲响的时候，弗朗维先生出现了。大家马上问他，可是他只能把下面几句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三遍：“军官这样对我说的：‘弗朗维先生，你必须告诉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能动身。你听明白了？好，行了。’”
为了能见到军官，伯爵拿出自己的名片，卡雷·拉玛东先生在伯爵的名片上附上自己的姓名和所有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传话给他们，说他可以在吃完午饭后接见这两个人，也就是说午后一点左右。
太太们又下楼来，大家虽然都焦虑不安，还是勉强吃了东西。羊脂球显得忧心忡忡，而且像是生病了。
咖啡刚喝完，勤务兵就来找这两位先生。
鸟先生跟着两个人一起去了；他们也想把高尼岱拉了去，以使他们的这番谈话活动显得格外隆重，可是高尼岱很高傲地宣称，他决心永远不和德国人发生任何交往。于是他又躲到壁炉下面，又要了一瓶啤酒。
那三个人上了楼，被领到旅馆中最漂亮的那间房里，军官就在那里接见他们。他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双脚登着壁炉，抽着一根长的瓷烟斗，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睡衣，不用说那是在一个趣味低级的市民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既不站起来，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活脱脱一个打了胜仗的军人所具有的那种蛮横无礼的样子。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发了话：
“里(你)们有镇(什)么事？”
伯爵赶紧发言：“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不让我们走？”
“因为额(我)不元(愿)意。”
“我以极大的敬意提醒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曾经发给我们到第厄普去的通行证；我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应该受到您的严厉惩罚。”
“额(我)不元(愿)意……没有撇(别)的缘故……(你)们格(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都鞠了躬，退了出来。
谁也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下午每个人过得很惆怅，脑子里都产生了最离奇的想法。他们全都呆在厨房里，想像出种种不合乎情理的情形来讨论个没完。也许要把他们留下做人质？——不过又是为的什么目的呢？——莫非要把他们当俘虏带走？更可能的是要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吧？一想到这个，他们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其中越有钱的人害怕得越厉害；他们好像已经看见自己为了赎命把一袋一袋的金钱倒在这个蛮横无礼的大兵手里。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他们的财富，比如冒充穷人，冒充很穷很穷的人。鸟先生甚至还把表链摘下来藏在衣袋里。天色黑下来，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灯已点上，但吃晚饭还要等两个小时，鸟夫人提议打三十一点。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消遣解闷的好方法，大家都同意。甚至连高尼岱也出于礼貌地熄灭了烟斗，凑了一把手。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来就得了三十一点；打牌的兴致很高，把各人心里盘踞着的恐惧平息下去了。不过高尼岱发觉鸟先生夫妇俩串通好了作弊。
他们正要上桌吃饭时，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用他那痰堵着喉咙沙哑的声音说：“普鲁士军官叫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一听这话，脸色煞白，立着不动；接着又突然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活来。最后她终于爆发了：“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东西、这个普鲁士臭死尸说，我决不答应，你听听清楚，我决不、决不、决不答应。”
胖老板刚出去，大家就围住了羊脂球询问，要求她把她那趟去见军官的秘密说出来。开始她不愿说，可是没过多久，她心里的愤慨再也压不下去了，她大声喊道：“他想干什么吗？……他想干什么吗？他想跟我睡觉！”这样的粗话，竟没有人觉得刺耳，因为大家都怒火冲天。高尼岱使劲把酒杯往桌上一震，把酒杯都震碎了。顿时只能听见一片谴责这个无耻之徒的呼声，一片暴怒的怨声。全体团结起来抵御敌人了，仿佛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牺牲的这件事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份。伯爵深恶痛绝地宣称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蛮民族一样。特别是那几位太太，更是对羊脂球显出十分怜惜爱护的样子。那两位修女是只有吃饭才下楼的，她们低下头，一言不发。
这一阵狂怒平息下来之后，大家还照常用晚餐，只是都在想心事，不大说话。
妇人们早早就回到各人的房间，男人们抽着烟就把牌局组织起来，他们邀了弗朗维先生参加，他们想要巧妙地从他身上打听出有什么好方法来消除军官的对立态度。可是他一心只想着牌，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回答。他只是不停地说：“打牌吧！先生们，打牌吧！”他是那么专心致志，连痰都忘了吐，使得他胸腔里有时发出一些风琴的音符。呼哧呼哧扇动着的肺叶发出哮喘病的种种声响，从浑厚的、深沉的音节起一直到小公鸡初学打鸣时的那种嘶哑的尖叫声，无一不有。
他的太太实在熬不住困，来找他上楼去睡的时候，他竟不肯上楼。他太太只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太阳一出就起床；而他呢，是“值晚班的”，随时都可以和朋友们熬夜。“你把我那罐牛奶熬蛋黄放在火边上煨着！”他说完又打起牌来。等大家看出从他身上什么也套不出来时，就宣布该散局了，各人都回去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都起了床，心里都隐隐地抱着一种希望。想动身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很怕在这丑恶的令人厌恶的小旅馆里还要过一天。
唉！拉车的马还是留在马房里，还是没有车夫的踪影。他们无事可做，就绕着马车走来走去。
那餐午饭是在死气沉沉的气氛中吃的。大家对羊脂球好像有点冷冰冰了，因为夜晚常常叫人深思，过了一夜，他们的看法有了些改变。他们现在几乎有点怨恨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人？那样一来，她不就可以为她的旅伴们在第二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准备下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吗？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并且又有谁知道呢？她的面子是可以顾住的，只要对军官说她是怜悯旅伴们，才答应的。对她来说，那种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这些只是心里的想法，还没有人说出来。
下午，大家实在闷得要命，伯爵提议到镇子附近去散散步。各人都仔细地把身体包裹得严严的，这一小队人就出发了，只有高尼岱不去，他宁愿留在旅馆里烤火。那两位修女也不去，她们白天不是在教堂里就是在神父住宅里消磨光阴。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凛冽的寒气冻得人耳朵和鼻子像针刺似地疼痛；两只脚很疼，每走一步简直就是受一次刑。展现在眼前的田野被一望无际的冰雪封盖着，那么凄怆悲凉，大家立刻感到寒入骨髓，愁上心头，马上掉转身子往回走。四个妇人走在前面，三个男人离开不远在后面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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