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一名精神病学家并踏上了探索心灵发展的道路。我十分确定地开始从外部和临床角度去观察精神病患者，并再次发现了那些带有显著特色的心理过程。虽然我丝毫不明白它们的内容，但我还是将这些事情逐一记录下来并进行归类。关于这些事情，人们认为已经对其进行过充分的分析与评价了，因而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而放任之。但时光流逝，我的兴趣点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愈发集中于我体验到的某种我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病例，即那些妄想狂症、狂躁抑郁精神病及精神性障碍患者。我自开始执精神治疗业后，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及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与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形式方面使人大开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时候，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岁时，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有了这种经历。1903年，我再次捡起《梦的解析》读了起来，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主要使我产生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进行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会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根本不做出联想性回答，要么其反应时间来得不合适的慢。后来我才发现，每次发生这种障碍几乎都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并未意识到。因此，当被问及出现这种障碍的原因时，病患的回答往往做作而缺乏真实性。而弗洛伊德的这本《梦的解析》则向我表明了，在这个地方，压抑机制正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与他的理论相一致。我用事实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论点。
但就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我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产生了分歧。他觉得，压抑的原因是性方面的某种损伤。然而，根据我的实践，我熟悉许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这些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则占据了主要地位。比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悲惨的事件所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就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认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这些因素才引起的。这使我觉得很不满意。
起初，要让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知了他的著作之后，我也开始了对我的学术生涯的规划，我正要动手写一篇论文以求得大学给我晋级的机会。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与他有任何的联系在学术界都只会有害而无益。“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根本不会感到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一回，当我身处实验室并反复思考这些问题时，魔鬼向我耳语道，将我的实验结果和所得出的结论发表，然后避免提及弗洛伊德就可以了。说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经得出我的实验结果了。但此时，我的第二人格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要是假装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做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种诡计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啊！”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进行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首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进行辩护，这是一次关于强迫症的会议，却避而不谈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想起这一事件，我为《慕尼黑医学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的重要性作了评述，这一文章对于了解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篇文章也引来了两个德国教授的信件忠告：若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仍然为之摇旗呐喊的话，我的学术生涯便会处于危险之中。我回信说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屣。”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基于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无法认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压抑或性损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确是这样，但在其他病例中却不是。尽管这样，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而对此震惊的人反对他的一片叫嚷当时在我看来实在觉得荒唐。
我在《精神分裂症心理学》中所表达的看法并没有获得多少赞同之声，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嘲讽我的观点。但就是这本书让我得以逐渐认识弗洛伊德。他还邀请我去探访他，那是1907年2月的事，我们在维也纳进行了首次会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见面的，然后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我对他的印象写出来。
他所谈到的有关性的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与怀疑。有好几次我尽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归因于我缺乏经验。而他这样说也确实是对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我确实未能拥有足够的经验以支持我自身的观点。我也能够明白，无论是他个人方面还是从他的哲学理论方面，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对他来说都是甚为关键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不敢肯定对性加以这样的强调与他主观的偏见的联系到底到了何种程度，它与有据可查的经验之谈的联系又到了何种程度。
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症的态度在我看来也是存疑的。不管是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件艺术品身上，只要显现出那种智慧的灵性，他定会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指出这一定是压抑性欲的表现。若是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阐释的话，他就会转而认为这是“精神性性欲”。我对此表示不同意，这种假设要是按其逻辑推论下去，便会导致做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结果。“对呀，”他表示同意说，“情形就是这样，而这正是一种厄运，对此我们无力与之抗争。”我对他的这一观点根本不想同意，或就此罢休，但是我仍然感到无法与他争个水落石出。
这初次会面对于我还具有特别意义的东西，这点直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结束后我才弄明白。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深陷他那有关性的理论中而无法自拔了，这是确信无疑的，每当他提到它时，他说话的声调也变得急迫起来，甚至达到了焦急的程度，而他那常态的批判性和怀疑性在此时也随之消失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年）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记得弗洛伊德当时跟我说的话：“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终身都不会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东西。您晓得，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被动摇的堡垒。”他感情激动地，如同父辈的口吻那般，就像是在对我说着：“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每个星期天您一定要上教堂去。”我十分惊诧，禁不住地反问道：“一个堡垒，又要防卫些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卫烂泥沼的黑潮。”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补了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与科学的判断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便是插进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甚至我自己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的。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在精神方面所了解的一切。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而我所认定的则是，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存在，却不应当作神物而被永远信奉。
虽然在当时我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我还是看出了弗洛伊德身上存在的潜意识的宗教因素。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堤坝。
这次谈话使我更加思想混乱，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一种靠不住而又会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观念。显然，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含义要多于对于其他人。对他来说，这是某种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观察的东西。它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否则就会陷入危境之中。而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人可能避而远之，不再谈及了。我有好几次想说话，但却没法充分反对什么，没多久，我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又尴尬狼狈。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纷纷向我涌来。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对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该是上帝的地方他却代之以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并在道德上自相矛盾。如同所有的精神强大者为之命名的诸如“神圣的”或“恶魔的”形容词一样，“性本能”也取代了那个躲藏在背后的神。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样一种转换对他有利，能够显而易见地使他将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看作科学上无懈可击的存在，还能去除一切宗教色彩的束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虽然耶和华和性欲在合理性上是根本无法相互比较的对立物，但是两者在神秘的心理特性上依然是相同的，只是名称的差别罢了。当然，随着这种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了：那失去的神而今只能在下界寻找，而非在天上找寻了。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又有何本质的差别呢？要是心理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体，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和取代。但在实际生活中，即个人的心理体验中，却丝毫没有什么是较不紧迫的、较不焦虑的、较不强迫性的，等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还要面临如何去摆脱或克服我们自身的焦虑、蒙昧、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我们要是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式的方面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像熊熊燃烧的烈火，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猛地闪现。过了很久，当我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给我显现出其意义。最主要的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种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解释，直到我把它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欲是一种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他只是谈及它时才带有感情色彩，这时才会显示出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并回响着的种种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想教导人们说，从内心处看，性欲包括了灵性并有着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但是他那具体主义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因而无法表达这种观念。因此，他留给我的印象便是，就本质而言，他所做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标和他本人的，而没有什么比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更加痛苦了。用他的话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的黑潮”的威胁，他尽力想战胜这种黑潮却又感觉力不从心。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为什么会不断地谈论性，为什么他对这种想法如此痴迷，他也并未认识到，他只是在用“单调的阐释”来逃离自身，或者是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作神秘性的那一部分。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部分，他就没法与自己达成共识。他对于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都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其顶端和底部的，有内也有外的。在我们谈及其外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做的——我们所考虑的实则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造成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本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这样的体验归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自始至终都未能挣脱这一看问题的角度，由于这个原因，我将他看成一个悲剧性人物，虽然他仍是个伟大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被恶魔所摆布的人。
在我们进行了在维也纳的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知道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而之前，我对这一假说向来很少问津：像大多数儿子一样，阿德勒所做的，不是从其“父亲”之言，而是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自那以后，我觉得爱（厄洛斯，即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与权力如同重铅一般压在我心头。弗洛伊德曾亲口跟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而今我却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一种向理智历史的巧妙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有力的补充。而问题就该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式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其中一个，哪里还能有另一种驱动力呢？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了人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因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尼采便只好自己创造了一个“超人”。我的结论为，弗洛伊德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因而他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如同宗教守护神那样的永恒之灵。“查拉图斯特拉”为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但弗洛伊德却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圣化。可以确定，他这样做时并不想大吹大擂，因为他怀疑我想成为这方面的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又将它放弃了。人们对于神秘而不可控的东西，往往都会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方面它们是真实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显得不那么真实。神秘的体验将与崇高和卑微同在。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了解，他便知道它既有神圣性又有邪恶性，若他对此稍加考虑，他就不会将自身束缚在生物学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则更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因而他不会走向像弗洛伊德那样的感情极端。
某个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激烈震荡之时，那就会有支撑一个人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掉进绝对“正确”的状态中，也有人会落入绝对“错误”的状态。超脱（摆脱二者对立物）是东方人给出的解释，这点我记忆深刻。而心灵的指针是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进行的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欺骗，而昨天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示物。在心理学方面事情更是这样，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远不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意识已稍微或极短暂地意识到了它，否则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我与弗洛伊德的两次交谈使我深信，他过分担心他对性的顿悟这一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淹没。因此一种神话性的情境便出现了：即光明和黑暗的斗争。这解释了其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什么立刻借助其教条，以此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性本能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古怪的，这促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性的题材及其神话学方面的背景进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条对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受其权力驱动力的影响，那几年我对象征论进行了考虑。研究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便有了必要。我还开始了对延续好几十年的“神秘论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竭力想弄明白，作为我们当代心理学基础的意识方面的和潜意识方面的种种历史性假设。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灵学的看法。我于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便问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者式的偏见，他对这一大堆问题进行了诘难，认为这些是胡说八道，而且还是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来诘难。我好不容易才把溜到嘴边进行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并承认“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进行反诘时，我身体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仿佛变成了正在烧热的铁块，这是一个红光闪闪的横膈膜。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兜头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哈，”他说道，“这可是胡说八道。”“您错了，教授先生。这并不是胡说，”我回答说，“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正确，我现在就能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同样的声响发生！”不出所料，我的话音刚落，书柜又发出同样响亮的声音。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敢这样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地知道，这砰的一声会再响一次的。我无从知道他心中所想，或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什么。无论如何，这件事使他开始不信任我了，而我也觉得我做了一件令他十分不悦的事情。此后，我便决不与他就此事进行探讨了。
1909年对于我们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年我被邀请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就联想测验开设讲座。与此无关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前往。我们在布来梅会合，弗伦兹也在这里加入我们中间。在布来梅发生了后来那件人们议论纷纷的事儿，即弗洛伊德晕了过去。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造成了这件事的发生。我听说，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泥煤沼死尸。而这些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有的在沼泽里淹死，有的死后被埋葬在那里。这些尸体所浸泡的泥煤水是含有腐蚀酸的，而这种酸能腐蚀尸骨，又能硝化皮肤使其成棕褐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到完好的保存。其实这是一种天然的木乃伊化过程，而因为泥煤重量的压力，这些尸体被完全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这种尸体的残余常常被泥煤采挖者所发现。
在布来梅时，我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泥煤沼尸体的报道，便想起了它们，但是还是搞不清楚，便把它们混同于该市铅棺里的木乃伊了。我的这种兴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为什么您对这些尸体竟如此关心呢？”他好几次问我。他对这一整件事感到非常恼火，并在我们正一起进餐就这件事交谈的时候突然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就这些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这样进行阐释实在让我吃惊不小。对他这样强烈的想象我实在震惊——竟然这样强烈，难怪会使他晕倒了。
还有一次与之类似的事件中，弗洛伊德再次晕了过去。这次晕倒发生在1912年，是在慕尼黑所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提到了阿曼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谈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由于阿曼诺菲斯对其父亲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便毁掉了他父亲所竖立的石柱上的象形文字花框，他自己所创立的一神教行为的背后也隐含有一种仇父情结在里边。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便企图说明，阿曼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和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能通过他反对他父亲的行为来加以解释的。相反，我说道，他一直尊敬地保留着对其父亲的纪念，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曼这个神的名字，什么地方有这个名字，他就会把它销毁。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曼霍特普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上的“阿曼”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有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他们真正的或神话性祖先的名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力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当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晕了过去，他从椅子上滑落了下来。大家束手无策，只得将他团团围住。我将他扶了起来，背进了隔壁的房间里，他被安放在一把沙发上。就在我背他的时候，他的知觉恢复了一半，而我则永远忘不了他看向我的眼神。在他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时，他瞧着我，仿佛我是他父亲似的。造成他晕过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曾不止一次地做出暗示，表示他把我看作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十分难堪，因为我深知，我是绝对不会恰如其分地，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坚持他的看法的。而我自身没法提出让他觉得十分有分量的批评意见，显然我对他又相当尊敬，因而也就不想强迫他认真地对待我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的脑海里，实际上我对充当某个党派的领袖没有半点兴趣，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性格；第二，我不想牺牲我的思想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是很不为我所欢迎的，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我的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我们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周。我俩天天都聚在一起并对互相的梦进行分析。那期间，我做了几个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却无法给出可以让我信服的解释。我并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丢人的事，因为，即使是最好的分析者也有无法揭破一个梦境的谜底的时候。这是一种凡人皆会有的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便停止我们对梦的分析。相反，这种分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极为宝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自己的长辈，他相较于我来说是更成熟也更历练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我是以晚辈自居的。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对于整个的关系，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我不能将这个梦所包含的问题公之于众。当时我用了最大的能力去解释它，解释完我补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更多有关他私人生活的补充性细节，我会做出更好的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怀疑的一眼。然后，他便说道：“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时候，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对我的梦没有给出令我信服的解释。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带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把我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并因而形成了我后来那本书《性本能的变化与象征》的一种序曲。
梦境是这样的：我身处在一所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两层楼的屋子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在二楼上，这里很像是客厅，洛可可风格的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摆列其中，墙上悬挂着古老的珍贵名画。我对这竟会是我的家感到万分惊讶，于是便想道：“还不错。”但然后我便想起来了，我并不知道一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于是我便认识到，房子的这一部分一定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或16世纪。这里的陈设是中世纪式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这里相当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心里想道：“嗯，我实在得探究一下这整幢房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打开了它。在门那边，我发现了一道向下通到地下室的石砌阶梯。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有拱顶的美丽的房间中，而这房间则显得极为古老。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砌有一层层的砖，而且在灰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一看到这个，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至此我的兴趣便高涨起来。我更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它是用石片铺成的，在其中一个石片内我发现一个环。我拉动这个环，石片便被抬了起来，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阶通往地下更深处。我顺着这些石阶走了下去，最后走进了一个从岩石里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盖有一层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布着一些骨头和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物似的。我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显然年代久远，并且快要裂成碎块了。这时，我便醒了。
在这个梦境中最使弗洛伊德着迷的是那两个头盖骨。他不断地绕回到这方面，并怂恿我找出与此有关的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是谁的头盖骨？我十分清楚他问这话的意图：掩盖在梦中的秘而不露的死亡之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呢？我心里想道。我对谁抱有死亡愿望呢？我对任何这样的阐释都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有点隐约的预见。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对他的意图作了屈服，说道：“我的妻子和妻妹——”不管怎样，我得提提其死值得我祝愿的某个人的名字啊！
我那时刚新婚不久，所以内心非常肯定，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将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看法跟弗洛伊德说了，要不引起误解和激烈的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我还犯不上和他争吵，此外，我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另外，我很想知道他会将我的回答派何种用场，要是我说某种适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做出何种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也深知，我的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很坏的。如果让他洞悉了我的内心世界，我们势必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实际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显然是感到轻松了许多。从他对这件事的反应上来看，他在阐释某些梦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便只好在其教条中寻求答案。而这该由我自己来找出这个梦的真正意义了。
对我来说，很明显，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那时的意识状态及直至此时的潜意识的附加物。大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是古代的，它却有有人居住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越往下走，景象就变得越陌生和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的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即我心中的原始人世界，这个世界是意识几乎无法接近的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动物灵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时代的洞穴在被人所占有之前通常是由野兽所占据的一样。
那时我就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我们二人之间的差异是多么明显啊。我是在19世纪末巴塞尔那富有历史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读了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也获得了某些心理学史方面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时候，我就难免会作些历史方面的比较。在念大学时，我还一直使用克鲁格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我那二楼的大厅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始自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着更进一步的范畴之意：具有中世纪风格的长久无人居住的那一层，还有那罗马人的地下室及最后那史前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的过去年代及阶段。
在做梦之前的好几天，好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的？他那几乎排他性的个人人格至上论与一般性的历史假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梦境给了我答案。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问题，一种意识层面相继性的历史。我的梦境构筑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有某种完全非人化的本性潜藏其间。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地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这一形象在将来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怀疑的地步。
我一直无法认同弗洛伊德对梦的这种看法，即梦是一个“表面”，梦的含义便隐藏在其背面，它虽然为意识所知晓，却被意识恶毒地扣押了。在我看来，梦是天性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怀欺骗的恶意，而是尽所能去表达某种东西，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欺骗我们的观察力的愿望，我们之所以可能欺骗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上了近视症的缘故。也许是我们自己听错了的缘故，而我们的双耳并不骗人。在我与弗洛伊德相识之前，我便认为潜意识及潜意识的直接表达者——梦，是再自然不过的存在，它没有诡计花招的存在，也不是随便发生的。我不明白以什么理由可以这样假定，意识的种种花招是能够推及于潜意识这种过程的。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于有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向来是给以激烈的反对的。
屋子的梦境对我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对考古学的热情。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就找了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来读，此外还阅读了大量的神话著作。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有一本书使我大开眼界，那就是弗雷德里希·克鲁泽的《古代民族的象征和神话》。我废寝忘食地读了起来，随即又以更大的热情读完了一大批堆积如山的神学文献，然后又通读了诺斯替派的资料，最后却掉进了一片混乱之中找不到出口。仿佛回到了我在医院里所经历过的那次一样，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含义。我仿佛身处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并着手像对待我的病人那样诊治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马人、林神和男女神。就在我这样忙着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导致我深入地研究起后者来了。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并不相识的年轻美国小姐的幻想资料。这位小姐叫米勒，她的这一材料被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敬重和有着慈父般温情的我的挚友西奥多·弗劳内伊。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性的特色将我深深地触动了。它们就如同化学催化剂一般，将我内心存贮已久的、看来毫无条理的种种想法激发了出来。渐渐地，我的那本《性本能的变化与象征》在此和之前的基础之上逐渐成形了。就在我写上述这本书时，我又做了一些别的梦，其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境中出现了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的景象。梦中时近黄昏，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制服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背有点驼，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理也不理。他面带怒气，心事重重，满脸苦相。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一位死去多年的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我那梦的第一部分。
我开始分析我的这个梦境。与“海关”相联系，我立即想到了“检查”这个词。而“交界”则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界，而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的界限。边境上十分严格的海关检查，我个人觉得是对分析的暗喻。一般来说，在边境海关接受检查时，人们的提包得打开，以便发现是否有违禁品。而在此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而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在工作中显然得不到快乐和满足，所以，他对这个世界保持偏激而刻薄的看法。这里与弗洛伊德极其相似。
虽然在当时（1911年），弗洛伊德在我这里已经失去了权威性，但他对我来说还是个重要人物，对于他我曾投射父亲的形象，这在梦境中也有所体现。只要有这种投射存在，我们便无法客观。我们就会处于一种判断无法一致的状态。因为，一来我们有依赖性，二来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一梦中，我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很高，但同时又对他有批评的态度。这种不一致的迹象表明，我仍未意识到这种局势，这是所有形象投射所共有的特色。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的个性影响下，我尽可能地把我自己的判断抛到一边，把我的批评性看法也束之高阁。这可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啊。我跟自己说道：“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和练达多了。目前，你就只有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的份儿。”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梦中竟把他看作是奥地利王国的一位性格乖僻的官员，一位虽已去世但其鬼魂仍在到处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会是弗洛伊德暗示说我对他所抱有的想他死掉的愿望吗？我没法证明持有这种愿望的人是正常的，因为我确实希望获得与弗洛伊德合作的机会，并分享他的经验，而他对我的友谊也关系重大，因此，我实在没有理由希望他死掉。但是否还有这种可能：这个梦是一种自我意识中高度评价他和钦佩他的一种补偿呢？我对此十分反感又觉得很离谱。这个梦其实是建议我对弗洛伊德拿出批评性的态度。这显然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虽然梦的结局像是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变得不朽。
这个梦并没有就此结束，过了没多久，我便做了第二个梦，而这个梦显然比第一个梦境重要得多。在梦里我身处于意大利的一座城市中，时值正午左右，约在十二点到一点钟之间。灼人的阳光猛烈地照射着狭窄的街道。这个城市很像巴塞尔的某个地方，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街道向下通到山谷区伯西格塔尔，这山谷横贯整个城市，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由层级的台阶组成的。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到巴弗塞普拉茨。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烈日当空，万物均被暴晒在骄阳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正在关门，人们在路上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一位骑士全身顶盔掼甲地走着。他从台阶下方向上朝我走来。他头戴那种叫作轻型钢盔的头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锁子甲。锁子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面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您可以想见：在一个现代城市午后时分，正是人潮汹涌的下班时间，有个古代十字军正向我走来，这是多么奇怪啊。可是那向四面八方走来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甚至都没有人掉过头去瞧上他一眼。他就像是个隐身人，只有我看见了他。我自问道，这个幽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然后仿佛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似的——却又没有人在场说话——说道：“不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鬼魂。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是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名骑士和那位海关官员显然是两个对比鲜明的形象。海关官员是不清晰的，是个“没有彻底死掉的人”、是个正在消逝的幽灵。而那位骑士却是生机勃勃的。就像一个真实的人物一般。这梦的第二部分实在是神秘莫测，而在边界上的景象却是再平常不过了，本身也并非使人印象深刻的，只是在后来的回味中我才领悟到。
在做过这两个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想得很多。但我对这个梦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就在梦里，我便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这也就是炼金术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的时期。我自从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之后，圣杯的故事对我便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多少明白一点儿，在这些故事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团及他们寻找圣杯过程的那个世界对我便显得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从我心底深处来看，那便是我的天地，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天地毫无关联。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着某种仍然不可知的东西，而这才是我平庸的生活中最充满意义的所在。
对我而言，这确实有一种极端的失落情绪，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的努力研究并非在心灵深处所发现的，而是极为熟悉的人情世故的考量。我是来自于乡下的小孩，而这一切我无法从马厩中学习到，我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我们那些农民的民间传说的种种不受限制的幻想中获得了灵感。乱伦和性反常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也无须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并由于极为明白清楚地显示给我看人的种种丑恶和没有意义而破坏了生活的意趣。蔬菜在粪堆上才会生长茂盛，这我向来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毫不作假地说，在这样的知识中我是发现不了什么能给人以启示的洞察力的。“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肮脏一无所知。”我想道，心里对这些丑恶的事情实在感到厌烦。
对大自然不甚了解的人较容易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适应现实的能力弱。他们像孩童般天真无知，因而必须解释给他们听，生活中实情究竟是怎样的，就像他们应该清楚，自己跟他人是一样的人。但这样的启蒙也没法治好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他们才能获得新生。但他们却过于眷恋他们先前的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当理论能说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要他们放弃这种幼稚性的、合理的或“有道理的”命令时，要是分析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某种不同的和更好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无法做得到的。而要是他们找不到立脚的地方，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呢？一种生活方式是不能简单地放弃的，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至于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是不可能有的，特别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说犹如精神病人那样是不可理喻的时候。
而今，我终于意识到为何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会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了。我是如此强烈地想了解有关他那“理智答案”的真谛，而为了获得这个答案，我也准备好了做出应有的牺牲。如今我终于确认，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一种神经症，这病无疑是可被诊断出来的，因为他有十分令人担心的表现，我在我们那次美国之行中便已发觉了这点。而那时他还在教导我说：每个人都是有点儿神经症，因此我们必须要宽以待人。不过我却根本不以此为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得精神病，很明显，要是甚至连导师也无法对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门人均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意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之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对于这种情形，我别无选择，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在我书写那本《性本能的变化与象征》里有关“献祭”这一章节的内容时，我便预估到，这本书的出版必将使我与弗洛伊德的思想越走越远，而我们的友谊也将宣告终结。因为我在这一章中会讲述性本能的观念上具有重大变革性的思想，还有我自己对乱伦的看法，以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意见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稀有的情况之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而通常来说，乱伦则是一种高度宗教性的表现。由于这种原因，乱伦的题材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说和神话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对其坚持进行就事论事的阐释，而不能把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在这方面的任何看法的。
我和妻子谈到了这件事，还将我的担心直言相告。她想方设法消除我的疑虑，她觉得弗洛伊德会表现出大度来，他自己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所以他有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相信他不会那样干。一连两个月，我一直为这种内心冲突所苦，以至无法执笔写作。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秘而不宣呢，还是冒一下失去如此重要朋友的危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我的很多朋友和熟人都相继离开了我。我的这本书也被宣布是无稽之谈。我被看成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眼看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只有里克林与梅达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已预见到会受孤立，对我的所谓朋友们的反应也早就不抱什么幻想。这是我事前就彻底考虑过了的。我早已知道，一切事情都得冒点风险，而且也得为自己的信念表明立场。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得牺牲自己当祭品。由于洞察到了这个，我又果断地写了下去，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被世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才注定会继续研究弗洛伊德所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的问题与性欲问题。一种广泛的错误在于把我想象成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其实相反，在我的心理学中，作为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本质上的——但不是唯一的——表达，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最关心的兴趣点却并非是越过其个人性格的意义和生物学上的功能，而是去探究它精神性方面的内容以及它的神秘意义，从而解答使弗洛伊德如此醉心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这方面我写了《感情转移心理学》和《神秘的联系》两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这一主张。作为神秘心灵的表达，性欲起着首位的重要作用。这一精神是“上帝的其他方面”，即上帝形象之阴暗角落。从我开始着迷于炼金术的世界之后，对神秘心灵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本质而言，这一兴趣是我同弗洛伊德最初的一次谈话中发生的，当时他描述性欲现象时的沉醉让我困惑，并使我心怀疑窦。
我认为弗洛伊德严肃认真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才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能够深入病患的怪僻而独特的心理之中。他勇敢地让病例说话，使得自己得以深入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世界，从而使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精神病患者。在这些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动，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的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祇，撕去了掩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源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潜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潜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他用经验证实了潜意识心理的存在，而这过去只被看作是一种哲学上的假设，即存在于G.G.卡鲁斯和爱德华多·冯·哈特曼的哲学中。应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已超过了50多年的历史，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进其一般的哲学里去。将精神生活有两极性的基本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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