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3）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一点诚意，仍然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书记当，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使咱们的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如果只对你我两个人有影响，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做个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原则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逐渐静下来了。托卡列夫还没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给我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又凝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表格里有一栏要填写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的党龄。他用刚劲的笔迹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那里的索洛缅卡区林荫路去，在栗子树底下乘凉。

“别学了，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的学习就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话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过身来对保尔说：“车站上有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任务挺紧急。”



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节作客厅用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洞洞的。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钮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灯。”



“啊，真的，我妨碍您工作了。”她讲的是地道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是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可以完全看清她了。那熟悉的尖尖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双唇，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是涅莉·列辛斯卡娅。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注意到他那惊愕的目光。尽管保尔认出了她，她却没有发觉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了皱眉头，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包厢门口，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用漆皮便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检查第二盏电灯。他拧下灯泡，对着亮看了看，突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当然更出乎列辛斯卡娅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话问她：“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讲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涅莉的脸，不过长时间的沉默说明，她完全不知所措了。



“难道您认识他？”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朝她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您母亲是……”涅莉突然停住不说了。



“是老妈子。”保尔替她把话说完。



“您长得多快呀！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个野孩子。”



涅莉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这么感兴趣呢？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涅莉用她那唱歌似的女高音说，希望这场巧遇能够给她解解闷。



螺丝刀迅速地把小螺丝钉拧进墙壁。



“维克托有一笔债还没还，您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还指望讨回这笔债呢。”



“请问，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还。”



她十分清楚保尔要讨的是什么“债”。佩特留拉匪兵抓保尔的前后经过，她全知道，但是她想逗弄这个“下人”一番，才这样嘲讽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告诉我，听说我家的房子给抢得精光，已经快坍了，是真的吗？凉亭和花坛大概也全糟蹋得不像样了吧？”涅莉忧郁地问。



“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了，我们根本不打算毁坏它。”



涅莉尖酸地冷笑了一声。



“嗬，看来您也受过训啦！不过，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她得意洋洋，满怀恶意地这样说。保尔一面用小刀削电线头，一面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看着这个波兰女人。



“公民女士，单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就保持着应有的礼仪，我们是不会砍下他们的脑袋的，甚至连粗野一点的话也不说，绝不会像您这样。”



涅莉脸红了。



“要是你们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还是拿我去当你们的小老婆呢？”



她站在门口，歪扭着身子，作出妩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可卡因麻醉剂的鼻子轻佻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要你们的命。就你这样的，白给我当老婆，我还不要呢！”



他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迈到了门口。涅莉赶紧闪开，保尔到了走廊尽头，才听见她咬牙切齿地用波兰话骂了一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到图书馆去，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工作服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也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一面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我说，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咱们今天参加晚会去吧，你看行不行？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把你带去，可你光顾搞政治。你就不兴去玩玩，高兴高兴？要是你今天不看书，脑袋准能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开什么晚会？都干些什么？”



卡秋莎学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都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快快乐乐度时光——就干这个呗。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没听你拉过呢。你就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跟你接近，可你光知道啃书本，命都不要。



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卡秋莎这个大眼睛的油漆工是个好同志，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因此，虽然感到别扭，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大人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大房间里和通向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已经在玩一种叫做“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子发令，她喊两个名字，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就出来坐在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到一起，当众接起吻来。后来又玩“丢戒指”、“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要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监视，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移到临时熄了灯的房间里。要是有谁对这些游戏还不满足，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给他们准备了一套“花弄情”纸牌。保尔旁边的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大约有十六岁，用那双蓝眼睛脉脉含情地觑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见到过这样的晚会，尽管他自己没有玩，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正当的娱乐。可是现在，他同小城市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晚会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弄情”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紫罗兰”的背后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什么？”



问题提得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那个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呢？”



穆拉难为情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难道您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这个同他谈话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问题，姑娘都很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她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想跟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又问。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现在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他显然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家里举行的这类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旁边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到保尔的嘲笑的表情，就坚决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了他们跟前。



“拿来手风琴，你一定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吧？”



保尔叫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喊声和笑声中对她说：“我不拉了，我跟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了声音说。



“对，腻了。告诉我，除了你和我，这儿还有别的团员吗？



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个鸽子迷的行列吧？”



卡秋莎和解地说：“那些无聊的游戏已经停止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太婆，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娃还是得走。”



一天晚上，安娜·博哈特来找奥库涅夫。屋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保尔，你挺忙吗？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去？两个人做伴走有意思些，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保尔很快就收拾停当了。床头上挂着他的毛瑟枪，这支枪太重了。他从桌子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放进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一个字条，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都坐在一起，会间休息的时候一起在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不出安娜所料，会议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去住吧，怎么样？已经很晚了，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奥莉加向安娜建议说。



“不，我跟保尔已经约好一起步了。”安娜谢绝了。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大街向下面走了，保尔他们俩则走上坡路，回索洛缅卡。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经入睡。参加会议的人们穿过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逐渐消失了。保尔和安娜很快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旷无人的市场上，巡逻队拦住了他们。验过证件之后，他们继续前行。



他们穿过林荫道，走上了一条通过旷场的街道，这条街上没有灯火，也没有行人。往左一拐，就走上了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中心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的，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胆怯起来。她紧盯着暗处，断断续续地跟保尔谈着话，答非所问。直到弄清楚一个可疑的阴影只不过是根电线杆子的时候，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住他的手臂，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才安下心来。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也许会把我当成胆小鬼，那可就错了。不过我今天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害怕了，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真有点不好意思。”



黑夜、荒凉的旷场、会上听到的波多拉区昨天发生的凶杀案，都使她感到恐惧；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头上的火光、被火光照亮的脸庞和他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又把她的恐怖全都驱散了。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沿着车站前的公路向拱道走去；这拱道在铁路的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交界的地方。



车站已经落在右面很远了。一列火车正向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开去。到了这里，差不多就算到家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亮着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着气，夜间开回去休息了。



拱道入口的上方，有一盏路灯，挂在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昏暗的灯光不时从拱道的这面墙上移到那面墙上。



离拱道入口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一颗重炮弹击中了它，内部全都炸坏了，正面的墙也坍了。现在，它露着巨大的窟窿，好像乞丐站在路边，向行人亮出一副穷相。这时可以看到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车开了过去。



“咱们总算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他的手，但是安娜不肯放。他们从小破房子旁边走了过去。



突然，后面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传来急速的脚步声，吁吁的喘气声，是有人在追赶他们。



保尔急忙往回抽手，但是安娜吓慌了，紧紧抓住不放。等到他终于使劲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掐住了。接着又被人猛然往旁一搡，他的脸就扭了过来，对着袭击他的人。那人用一只手狠劲扭住他的衣领，勒紧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手慢慢画了半个圆圈，对准了他的鼻子。



保尔的眼睛像中了魔法一样，极度紧张地跟着手转了半个圆圈。现在，死神就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钟。他等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得溜圆的眼睛看见了歹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藏在大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惨白的脸。就在这时，一个歹徒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尔看见拱道墙壁上又有一条黑影朝这边奔来。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命地挣扎着，一顶帽子堵住了她的嘴，从被掐住的脖子里发出的喊叫声中止了。监视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歹徒，显然不甘心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像野兽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把猎物弄到手。他大概是个头子，现在这样的“分工”，他是不能满意的。眼前，他抓在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座的小徒工。



这么个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戳几下，让他到旷场那边去——他准会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城里，连头也不敢回。”大脑袋想到这里，松开了手。



“赶快滚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敢吱一声，就一枪要你的命。”大脑袋用枪筒戳了戳保尔的前额。“快滚！”他嘶哑地低喝了一声，同时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害怕他从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眼睛还盯着大脑袋。歹徒以为他是怕吃子弹，便回身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心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个急转身，平举左臂，枪口刚一对准大脑袋歹徒，啪的就是一枪。



歹徒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没等他抬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喑哑地叫了一声，身子撞在拱道的墙壁上，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瘫倒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小房的墙洞里钻出来，溜进了深沟。保尔朝这条黑影放了第二枪。接着，又有一条黑影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暗处逃去。保尔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边一闪，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枪，枪声惊动了宁静的黑夜。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蛆虫一样，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挣扎。



安娜吓呆了，她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看着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从明亮的地方拉向暗处，他们转身往城里走，奔向车站。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报晓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他杀死了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这是第四个了。



到底有没有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面对黑色的枪口，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是凉了。再说，让两个歹徒白白逃走了，难道只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



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来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动作。不过，他的眼睛是安详的，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在紧张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尔？”



他一怔，思绪中断了，像一缕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他把临时产生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我应该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报告事情的经过。”



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拉着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她是这样可贵可亲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卫戍司令部，他们才弄清了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尸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号的一个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冲突。



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话从哪里讲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你谈谈昨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韦塔耶夫的震动比对别人强烈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淡漠，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颇为钟情。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才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这次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咱们俩这次谈话，过后别告诉任何人。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歹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尔这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韦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



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当他觉得人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挺费劲地说：“是的。”



保尔勉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边来回踱了一会儿，后来在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从一方面说，好像是小事一桩，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个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点灯也看得见。昨天我们俩决定尝试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下，说：“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样。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举行了一次不备食物的晚会——庆祝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整个房间响彻了手风琴奏出的银铃般的乐曲声和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个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老乡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的曲调追忆着往事，把人们带回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可是，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的时候，这个钳工马上使劲奏出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旋风似的跳起舞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跺着脚，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