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王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同学们看了题目,都扶着头思索起来。我呢,不用多想!有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两个月来,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着。在晚上没有睡着以前,或是早晨刚醒来以后,这件事就像一幅画似的,极其清晰生动地展开在我的眼前。我仿佛觉得我鼻子里吸进的空气,还是那样的寒冷而清新,我头上的月光,还是那样清澈而明亮,爸爸握着我的那只手,还是那样的滚热,妈妈落在我脸上的眼泪,还是那样的冰凉!我常常对爸爸妈妈说:“我总也忘不了那天夜里的事情……”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孩子,你能永远记住这一件事,就好!”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两个月以前,一月十三日的夜里,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悼念和宣誓的事情。
这话还得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早晨说起——
这天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是六点钟醒来的,我正在揉着眼睛,忽然听见妈妈在她床上哭,哭得很伤心。爸爸坐在床边,低着头叹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赶紧披上棉袄,跑到妈妈床边去,爸爸把我推到妈妈身边,我抱着妈妈的头,拉开蒙在她脸上的手绢,问:“妈妈,你怎么啦?”这时,妈妈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周爷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说起来,我的名字“张宇”,还和敬爱的周总理有很深的关系呢!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这天上午,我爸爸把妈妈送进了产院,他自己就骑车到他工作的西郊那所大学里去了。正赶上敬爱的周总理来主持这所大学的万人大会。这时正下着滂沱大雨,周总理就站在大雨之中,向几万群众恳挚而坚定地反复说明不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这时群众的兴奋激动达到了极点,纷纷表示,总理这样地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总理的教导去做!
会散了,爸爸带着万分兴奋的心情,也没有穿着雨衣,就在大雨中骑车到了产院。这时,住在我们对门的李奶奶,正抱着生下不久的我,坐在妈妈的床边。爸爸笑着用冰凉的手指,捅了我的脸一下,就水淋淋地坐到床边的一张矮凳子上,兴奋地对妈妈和李奶奶讲了今天万人大会的情况,和周总理对群众的讲话。爸爸说:“我站得离总理这么近,还是生平第一次呢!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时,李奶奶听着忽然笑着说:“这个男娃还没有名字呢,就叫他‘张雨’吧,来纪念你这一个难忘的日子。”妈妈也点头笑了。爸爸想了一想,笑着说:“我听说总理还有一个名字,在日本留学时用的,叫‘翔宇’,‘宇’和‘雨’同音,这孩子就叫‘张宇’吧。”
今天,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日子里,我们谁也没有吃早饭。这一天,是我出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天,我走到哪里,看的都是通红的眼睛,听的都是呜咽的哭声。王老师、对门的李奶奶、电车上的售票员阿姨、乘车的解放军叔叔,还有送报的邮递员叔叔,都是眼里满是眼泪,脸上还带着愤怒的样子。我感到,周爷爷逝世了,一切都改变了!数九的寒天也更加寒冷了,天阴阴的,刮着很大的北风!我感到难受得喘不过气来,我就握起拳头,打着自己的胸膛,希望呼吸可以通畅一点!
话说回来吧,这一天,爸爸匆匆地骑上车,到他工作的那所大学去了。妈妈也匆匆地到她工作的纸花厂去上班去了,她吩咐我把煤添上把火盖上,上学时别忘了锁门。
我背上书包,锁上门,一回身正碰见对门的李奶奶拎着菜篮和小彤姐姐一同出来,她们的眼睛也是通红的。小彤姐姐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李奶奶一边走着,一边像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说:“我也七十八岁了,日子都像这样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死了,给周总理他老人家补上几年寿,就是大家的造化了!”说着就慢慢地一个人往副食品商店的方向走去。她从来就不是这样走不动路的样子,我们站着望着她的背影,呆了半天。我和小彤姐姐到了学校。今天校园里静极了,听不见一点奔走欢笑的声音!我进到课堂,同学们已都来了,三三五五地伏在书桌上,悄悄地谈着话。我一坐下,他们就纷纷地轻轻地对我说:“张宇,你知道吗?周总理逝世了!”这时王老师进来了,我们赶紧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王老师用含泪的爱抚的目光望着我们,仿佛是表扬我们今天的课堂秩序很好。她没有开口。我想,她若是开口,她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哭出来……
晚上,爸爸从西郊回来了,脸色阴沉得可怕。这时妈妈正从墙上把我们全家合影的相片取了下来,换上了周爷爷的相片,又拿出三条黑纱,给她自己和我都戴上了,又递一条给爸爸。爸爸苦笑着说:“我也只能在家里戴,在我们大学里是不许戴的。”妈妈看着爸爸大声说:“为什么?谁不许戴?要我是你,我就戴着去!”爸爸望着妈妈,半天没有说话。妈妈叹了一口气,就拿起剪子来做白花。
屋里空气沉闷得难受,我就跑到对门小彤姐姐家去。李伯伯已从厂里回来了,他气腾腾地正和李奶奶说些什么。他们家里的墙上,已经挂上了一张很大的周爷爷的相片,相片上还搭着打着花结的黑纱带。小彤姐姐从厨房里招手叫我,说:“小宇,你也带了黑纱了,白花做了没有?”我说:“妈妈正在做呢……爸爸说他们大学里不准他们戴,你说奇怪不奇怪?”小彤姐姐低声说:“你没看见我爸爸生气吗?他们厂里不让工人开追悼会,也说是上头不许,他们正在抗议呢!”她说着就叫:“爸爸、奶奶吃饭啦,都来吧。”小彤姐姐十岁就没有妈妈,是跟奶奶长大的。我妈妈总夸她能干,学习,家务,样样来得。
一月十日这一天,妈妈是半夜两点钟才回来的,妈妈说她和她们纸花厂的工人阿姨们,都是一边扎着花圈和纸花,一边流着眼泪,所有的纸花,几乎都被泪水浇了一遍。后来妈妈提议说:“今天是大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让我们都到北京医院去吧。过了今天就再也看不见周总理的慈容了。”她们下了班,连饭也没有吃,就赶去了。可是北京医院门前的路灯下,已经站满了要求最后看一次周总理面容的人们,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向大家婉转地劝阻,要求的人和劝阻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妈妈说:“我们明天再去试试吧!”
一月十一日中午,我们匆匆地吃过午饭,爸爸、妈妈带着我;李奶奶、李伯伯带着小彤姐姐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去了。我抬头一看,从北京饭店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下去,这十里长的长安街,望不到头地肃立着好几层的人墙!这密密层层的几十万人砌成的人墙,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凛冽的北风之中,几十万双酸酸的眼睛,一齐对着南面有市委大楼的那条直街凝望……时间过得真慢呀,背后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缩起了脖子,妈妈从后面给我把棉猴的帽子戴上去。李奶奶站得腿酸了,就跑到人墙后面的槐树边靠一会儿,但不久她又赶紧回来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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