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幅《校书图》，画一个学者一手持纸卷，一手拿着个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还是文具——在搔头发，仿佛踌躇不决。下首有个撞儿托盘送茶来。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图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员背后的两折大屏风，上有朝服下缘的海涛图案。看上去他环境优裕。他校的书也许我们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点出人意表地，他赤着脚，地下两只鞋一正一反，显然是两脚互相搓抹着褪下来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湾两个老人脱了鞋坐在矮石墙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细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因为了解是原怨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有，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撤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
这小说集里《五四遗事》这篇是用英文写的，一九五六年发表，中译文次年刊出。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０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悯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佣然记》。
此外还有两篇一九四０年间的旧作。《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有朋友在香港的图书馆里旧杂志上看到，影印子两篇，寄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刊载。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另一篇小说《多少恨》，是以前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不便携带文字，有些就没带出来。但是这些年来，这几篇东西的存在并不是投入知道，如美国学者耿德华(Edward
Ounn)就早已在图书馆里看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多少恨》的前身是我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原剧本没有了，附录另一只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根据美国麦克斯·舒尔曼(MaxShulman)著舞台剧“TheTenderTrap(温柔的陷阱)”改编的，影片一九五六年摄制，林黛、陈厚、张扬主演。
《多少恨》里有些对白太软弱，我改写了两段，另一篇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改都无从改起。想不收入小说集，但是这篇也被盗印，不收也禁绝不了，只好添写了个尾声。不得不噜苏点交代清楚，不然读者看到双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自己的作品。
(收入《惘然记》，1983年5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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